儿童用药工艺复杂利润低，中国专门生产药厂仅10余家

同时，互联网是一个新兴产业，代表着信息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承载着知识经济发展的重任，采取严格责任可能会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妨碍互联网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是在较大的结案压力下，无法排除法官向法官助理推诿工作的可能性，以至于法官助理工作变得不堪重负。人员流失的问题已成为法院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正如实践所反馈的情况，法官助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给司法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新气象其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下发了《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缓解法官短缺问题的意见》，将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工作扩展至西部基层法院。（二）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诉讼参与人、进行调解。从当前试点地区法院的做法来看，除了占编的法官助理外，法官助理的身份来源还包括委任制、聘用制、政府购买服务等等。

当法官感到工作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享受了应有的光荣与待遇。（一）设置限权法官，寻求从法官助理到法官的平稳过渡 如上文所述，当前将法官助理定位为纯粹的法官助手，无论是从司法实践抑或是司法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合理性都有待进一步商榷。一方面，陪审员在开庭审理前并不了解案情，即使通过丰富多彩的庭审，陪审员以其叙事化认知方式也只能大致了解案件的始末，并不能完全的掌握案件信息，对于重大复杂案件更是如此。

法官提问题的过程既是对案件事实进行梳理的过程，也是对案件复杂性进行简单化处理的过程。只是当时是由三位职业法官共同商讨，提出问题清单交给陪审团。这也就使得问题列表制度在传统英美法国家陪审制度中缺乏生存的土壤。但是由于受政治因素、制度设计本身缺陷及社会文化的影响[35]，1943年该陪审制度被停止适用。

《通知》明确规定探索重大案件由3名以上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机制。即便是设立了陪审团制度的西班牙和俄罗斯，其问题清单的内容既包括定罪问题也包括量刑问题。

所以，问题列表制度的引进，一方面使普通民众参与案件的难度降低，符合我国新一轮陪审员制度改革中放宽陪审员学历和专业知识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我国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陪审员精英化趋势。前者是由裁判员和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评议。[34] 米铁男：俄罗斯刑事陪审团制度刍议，《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5期，第124页。传统英美法国家的法庭合议也就是陪审团成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表决。

[18] 详细内容请参见：日本《裁判员法》第二条之规定。指出各被告人参与被指控之犯罪行为及责任分担的事实。在法官讨论和提出问题时，陪审员时不允许在场的。根据《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第338条的规定，根据法庭调查的结果和双方的辩论，审判长应以书面形式提出需由陪审员解决的问题，审判长，还需宣读问题并将其交给控辩双方。

重大案件交由陪审员审判，难免会出现以下问题。陪审员负责案件事实的审理，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这些问题又可细化为有关被告人犯罪构成要件、有关排除或减轻违法性、有责性、有关法定加重或减轻情节等。[29] 根据《陪审法院组织法》之规定，陪审员的职责主要有：（一）陪审员应独立、依法参与庭审，并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裁决。

究竟是在《刑事诉讼法》中做出规定，还是在其他法律中做出规定。一般情况下，仅由职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只对法律的解释或有关诉讼程序作出判断，供裁判员遵守。考虑到我国的人民陪审员通常是不参与阅卷的，在开庭审判之前是不了解案情的，所以审判长在制作问题的时间不宜过早。[10] 从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参与案件审判的法官和陪审员人数基本上是1:2的模式。[3] Valerie P. Hansand Claire M. Germain, The French Jury at aCrossroads．86 Chi. –KentL. Rev. 2011．737. [4] 施鹏鹏：《陪审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后者是仅由职业法官组成，准许裁判员旁听。

为了真正了解陪审员问题列表制度，笔者选取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和日本等四个国家的问题列表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以上国家在立法和实务方面的做法。[24]应当说明的是，审判长不能采用综合问题(即把主要问题和加重情节问题 拼合在一起)的方式向法庭和陪审团提问。

日本则把问题列表制度规定在《裁判员法》中。他们比普通民众更熟悉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更善于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引导、教育、感化和挽救。

[25]如果辩方提出了免除或减轻刑罚的理由，如果辩方提出的该项理由被法庭援引，则审判长还需对每一项免除刑罚或减轻刑罚的事由单独提出一个问题。从认知方式层面分析，我国人民陪审员 陪而不审，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的认知方式制约，即对案件事实的理解，主要依靠自己故事化的叙事化认知。

诚然，人民陪审员条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担任人民陪审员的门槛，使陪审员来源进一步拓宽，但是学历条件的放宽必然导致一部分陪审员在庭审时获取案件的信息量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有所欠缺。问题列表的内容包括三个基本问题和一些局部问题。相反，在传统大陆法国家，法国不用多说，即使是采用陪审团的俄罗斯和西班牙，其法庭审判程序更贴近大陆法的审判模式---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叙事化认知最常见的运用者是刑事案件中无法律知识背景的平民陪审员。

（一）法国陪审员问题列表制度 正如上文提到，法国共和历四年的《犯罪与刑罚法典》中增设了问题列表制度，当时审判长仅就每一个情节向陪审员问三个问题，而且一般都是由控辩双方讨论才产生问题列表。就大陆法系陪审制已成功运作多年的问题列表制度来看，法官制作的问题已经内在的囊括了职业法官逻辑化的论证分析思路，对于陪审员来说不用再自己处理相关专业法律信息，在这些问题的帮助下，人民陪审员不仅能够更加快速准确的抓住案件的主要争点，而且能够排除不相干信息的干扰，实现由案件事实到法律适用的论证路径，破除陪审员不愿参与合议庭评议的认知障碍，实现叙事化认知向论证式认知的初步跨越。

在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对案件证据及案情的讨论，有助于明确案件的争点，确定庭审的重点。第二，对特殊情况未作规定。

[14]就刑事诉讼而言，《通知》与2010年1月1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相比，在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范围中增加了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37]针对这一点，笔者以为日本的做法较有创新性。

二是将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学历由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放宽到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而且，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由于宗教信仰认为自己不能参加审判的人员。众所周知，传统英美法国家在审判方式上采用对抗式。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但是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

从适用问题列表制度的国家来看，法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判长撰写判决文书。被告人对该行为的实施是否存在罪过。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陪审员选任条件来看，各国对参与审判的国民资格要求都比较低，通常规定只要达到一定年龄且智力正常的公民，都具备参与案件审理的资格，基本上没有任何学历、职业、阶层、性别、收入等方面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员与法官是指导、合作关系，都有裁判权，本来就可以相互讨论，所以由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列表便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32]为确保提出的问题能为陪审员回答，1994年12月20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发布的《第9号关于各法院适用陪审团刑事诉讼规范若干问题的决议》第18条第2款进一步说明：在问题清单中所提出的问题不允许适用诸如故意杀人、过失杀人、情节特别恶劣的故意杀人、出于流氓动机或贪利动机的故意杀人、激情杀人、防卫过当杀人、强奸、抢劫等字眼。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传统大陆法国家已经对问题列表制度有了较为规范的立法。